如上所述，中世纪时期世俗贵族作为骑士制度的上层本应遵循骑士法规且始终以军事义务为首 要目标，但都铎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逐步改变使得世俗贵族主要职能非军事化而多样化的倾 向日趋明显。有关这一转变的原因及影响，以下主要从当时都铎政府实施的系列政策、社会价值观 念的转变以及英国国力发展和军制变化等方面加以分析。 从根本上说，英国世俗贵族的这种职能演变是以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和红白玫瑰 战争的结局为前提的。英法战争的旷日持久迫使英王一再强调世俗贵族的军事价值，于十四五世纪 时大肆封授高等爵位，部分世俗大贵族的军事实力和经济独立性趁此增强，利用军事特权募集家兵， 发展武装，成为战后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百年战争之后，有实力的封建贵族经过分化组合，分别 参加到金雀花王朝后裔的两个王室家族内斗——玫瑰战争中。他们作为国王的直属封臣和军队的 核心人物在互相残杀中所剩无几，英国以军事采邑与骑士服役相结合为表征的封臣制和骑士制开始 了实质性衰落，封建贵族制度备受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为之后的都铎王朝旨在削弱贵族势力的贵族 阶层“改组”创造了前提。尽管都铎时期贵族等级制度的相关形式没有明显变化，世袭贵族也得到了 完整意义上的议会出席权，但王权的渐趋集中以及社会阶层间流动性的加强，世俗贵族的经济、政 治、军事声势已大不如前。玫瑰战争中崛起的新兴贵族和资产阶级力量则成为都铎王朝中央集权政 体的支柱，也成为传统贵族能否在新王朝各领域继续发挥作用的强大竞争对手。面对新形势和新兴 势力的挑战，世俗贵族阶层的“改组”和职能被迫非军事化而多样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都铎王朝初建就面临着重组贵族等级以稳定国家政治的任务，对敌对派贵族的镇压和对新贵族 的提拔遂成为都铎诸王的重要政治策略。亨利七世(1485—1509年)、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一 脉相承，出于削弱世俗贵族政治权力和军事特权的目的严厉镇压敌对派贵族，并实行严苛的封爵政 策，在客观上加速了世俗贵族职能非军事化的倾向。1504年颁布的《取缔家兵法规》规定：凡是豢养 家兵的人均应在星室法庭受审，一经“供述、审讯及验明证据确凿后”即可定罪，以法律形式剥夺了 世俗贵族的传统军事特权。至于亨利七世打击贵族的铁血政策，一位驻英国的威尼斯观察家曾写 道：“在过去的20年中，有3位具有王族血统的王子、4位公爵、40位伯爵以及三百多其他人死于暴 力。”到亨利八世，仍继续处死潜在的王位继承者和争夺者，且增设了具有解散贵族亲兵、收缴武 器等权力的郡督一职，监视各地军队和贵族，直至伊丽莎白女王时郡督权力仍得到法律认可，世俗 贵族的势力已每况愈下。除此之外，亨利七世、亨利八世这两代君主还利用罚款、法庭罚金等封建 特权从经济、法律上制裁不安分的贵族，趁机没收敌对者的领地和财产，将遏制反对派贵族同聚敛 财富相结合，使王室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均得以增强，为其更有效地继续削弱贵族奠定了基础。 其中褫夺产权法的实施较为广泛，仅亨利七世一代就有138人被褫夺产权，13人是位在乡绅之上 的贵族。亨利八世也是雷厉风行，代表性事件是1523年褫夺了白金汉公爵之产权。国王或许在 适当时机会归还部分产权，但被褫夺的贵族要想重新获得原有产权却并非易事。作为政治控制 的一种手段和“缓刑”机制，国王靠褫夺产权获得了价值巨大的地产和有形动产，如仅褫夺威廉姆 斯·斯坦利爵士一例，亨利七世就获得了价值高达9062英镑的现金和珠宝。此类措施的实施， 不仅使世俗贵族逐步丧失了军事上的传统重要性，更使其人身安全、政治经济权力时时处于国王 特权的威胁之中难得保障，遂成为贵族阶层在下一世纪参与反抗集权王权、争取权利的革命的根 本原因之一。